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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我们的故事还要继续。第二阶段——泡沫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繁荣时，它往往会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者。如下图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，从2001年开始，每年都超过500亿美元，2005年中国宣布将允许人民币升值之后，更是每年都超过1000亿美元。原因很简单，如烈火烹油的经济状态往往会推升资产价格，因为房子和股票都变得更有价值了，而货币又在升值，此时投资中国可以获得双重收益 —— 资产本身的收益叠加人民币升值的收益。
道德投资的繁荣也是如此——向全球最大的排放国施加压力；基金经理们乐于销售带来更高收费的绿色产品，但没有几家大型投资集团放弃了大型能源公司的股票。未来15年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。如果创新者、投资者、法院和企业自身利益不能抑制化石燃料，那么责任就必须落在政治体系身上。
针对目前在各地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，王岐山认为，全球化是历史潮流，进程中出现不平衡是必然的，“从哲学意义来讲，平衡是相对的，不平衡是绝对的。”他谈到，当出现了不平衡，有人感受到不平衡的反应，这是合情合理的，“根本问题还是要在坚持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，各国政府在消除不平衡、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上，采取各种政策措施，尽可能使得不平衡不再继续扩大，并遏制这种扩大趋势。”
王岐山也提及，为何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么快就过去了，而非像上世纪末那样出现大萧条？“我认为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进入了全球化，才把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度过去了。”也有观点认为，病是美国得的，怎么中国用药比美国更猛？王岐山解释称：“2008年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态度措施，反映了中国是负责任的，当时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措施，帮助全球快速度过了危机，这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贡献，总体我对经济前景是乐观的。”
当然，就算没有财富效应存在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，这两个数据也会增加的，只是可能没有这么快。前面我们写到过，一国出口比进口多的情况下（经常账户顺差），会让外汇市场上对本国货币的需求量变大（即便商品以美元结算，厂商终究还是要换成人民币来发工资的），进而推升本国货币升值。而如果产生了经常账户逆差，则会让本国货币有贬值的压力，进而引发资本外逃。
法兰克福金融协会主席胡贝图斯·韦思告诉本报记者，法兰克福具有成为“下一个伦敦”的优势。首先，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，是少数拥有AAA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之一，几乎每家国际金融机构都在法兰克福设有分支机构。尽管如此，韦思坦言，法兰克福至少需要5年才能建立可与伦敦比肩的金融网络，“如果法兰克福想要竞争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，必须保持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，延续德国安全稳定的金融投资环境，吸引各国金融机构。”
